建立学术规范，现在已是时候

编者按：“建立学术规范”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问题，但实绩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学术规范”问题可小可大，可微观可宏观。从具体个案出发分析不良学风、探讨解决方法固然是一种途径，但整体性的思考和关注更为学界所急需。这里编发一组相关访谈，对具体事例有所涉及，但更重全局性把握。经专家学者的深刻剖析，我们看到——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现在已经是时候了。20年前，我们谈不到建立学术规范，因为当时很多社会科学学科还很模糊，甚至不存在，所以学界的首要任务在于创立学科。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八十年代末，我国或恢复、或建立，并且逐步规范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现在，我们已渡过了初建学科的阶段，要大力推动学科向前发展，因此，当初没有顾及的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创立学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从西方引进学术体系、依照国际规范开拓疆土的过程。但是，从西方拿来的东西不一定都适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界。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学界中涌进了大批非研究型的人，也就是说，很多以前从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进入了学科研究领域。他们实践经验丰富，但那不等于学术研究本身，这就象公检法的具体工作人员并不是法学研究者一样。因此，规范学术首先要从“人”做起。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建立科学的筛选、评审制度，规范学术研究的队伍。毕竟，日常经验本身与将其发展成为学科和学术研究，这是两回事。而我们的学界恰恰混淆了这两件事，因此，现在很多社科类杂志中掺有大量的日常经验和时事政治，这些东西与学术研究混在一起，无疑会影响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

我想，学界与非学界之间还是应有明确区分的。我们不排斥对学科研究有兴趣的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真正高精尖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对专业化、创新性的要求越高，研究群体就越小。打个比方说，就象在一座庙中，真正烧香的少，大多数人只是“逛庙”的。我所说的学术研究人员就是那些“烧香”的，数量少是必然的，但如果没有他们承续“香火”，一个学科就可能会中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坚持学术本位。现在我们有些学术刊物因经济原因渐渐变成通俗读物了，这就是没有分清学界与非学界的界限。学术不是日常知识，所以，打着“把学科推向大众化”的名义搞通俗性杂志的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不是反对通俗杂志，而是希望这类杂志就不要再混迹于学术杂志之中了。

那么，到底以什么标准来筛选和评审学术研究队伍呢？我认为应有一套完整科学的匿名评审制度体系，没有这个体系的保障，学界就会陷入混乱。就象现在很多学术成果评定和职称评定演变成为一种照顾人情、照顾位置的平衡，而评奖也变成了各单位之间的“摆平”和“分奖”。更为普遍的是，在学术刊物上发文章的时候，审稿人是编辑而不是专家，而编辑又往往不是学科中的主要人物，不具备真正的评审能力，所以学术刊物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这些现象的原因归结起来，就在于没有合理的匿名评审制度体系。如果以国际的学术规范来衡量，我们的距离还很大，问题还很多，而改变这种混乱的现状是需要学界自己的努力的。

除了“人”的因素以外，我们还有两项重要而且紧迫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进行学科的术语和概念的规范化。就象数学有它的基本公式和命题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应有其规范的术语和概念。目前在我们的学界中，很多学者不用术语，也不成体系，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谈些什么，这怎么能进行学术讨论呢？而且更谈不上形成严密科学的语言体系了。另外，我们还必须建立长期积累的文献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首先了解整个学科的基础背景，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起点。当然，这两项任务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我们必须扎实认真地做下去。因为只有建立了规范的术语概念体系和文献体系，展开学术讨论和交流才将成为可能。各说各话是无法建设学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交流和讨论，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就象在给别人讲课，形不成对话，对学科而言，这是危险的。

我们目前是有能力、有条件建立学术规范的。20世纪初中国就有能力以经济力量支撑学术研究，难道现在反而不行了吗？重要的是，全社会要有意识地以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力量来支持学术研究，支持学术规范的建立，支持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当然，真正的操作者和参与者应该是学者自己，也只能是学者自己。我们应该依靠学科本身的学会、学科的刊物、各种学者自己的组织，以及大学、科研机构等等。通过这些渠道筛选人才，规范学术，以保证今后的学术研究队伍更符合规范的标准。其实在这方面，西方有很多方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毕竟人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规范体系，而这些规范又是全世界统一的，所以，后发展的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模仿，并且在模仿中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说到底，建立规范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手段，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的学术达到国际高水平。

《中华读书报》上刊载的孙周兴教授对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批评以及张汝伦教授的反驳，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对于哲学问题所知甚少，本不应就此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孙、张两位教授争论的不是哲学问题本身，而是研究规范及其相关问题，这就为一般读者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我想就这一争论引发的问题作另一层面的讨论：学者应当怎样写作？

学术研究的成果以论文或著作的形式发表出来，形成文本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写作。学者们研究一个问题，除了审查该问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以外，还要作如下更进一步的思考：（1）这一问题前人是否已有研究？有那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2）我的思路、观点与前人相比，是否有进步？是否构成独创？（3）支持我的观点的资料是否可靠？推理过程是否严密？方法是否科学？只有在对已有成果进行细致评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一个选题能否成立，研究的冲动才有可能转化为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因此，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有责任就上述问题向读者作一清晰的交待。作者可以在论著之前的《绪论》、《导言》、《前言》、《引言》之类的地方交待这一切，也可以在正文、注释和卷后交待这一切。总之，无论你怎么安排，此类交待总是不可缺少的。

张汝伦教授在其著作《历史与实践》的《引言》部分，对本书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和研究方法都作了清楚的阐释，但是，他忽视了对于“实践哲学”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成果的介绍和分析。这不仅指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有的话），更指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虽然本书的“叙述角度与《哲学历史词典》的叙述角度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叙述角度的不同并不构成一部学术著作存在的理由。学术著作的有无价值，不在于有无形式上的差异，而在于有无实质上的创新。判定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有无学术创新，需要在与同类著作的比较及与已有成果的讨论中凸现出来的。作者在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这种写法实际上为今天的批评埋下了伏笔。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建设性对话的前提是尊重对方，先听清别人的意见。因此，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带着对话的意图去听别人意见的记录”。限于篇幅，我仅以第一章第一节来验证作者这一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同时可以发现，作者在共18页文字中的8个注释里，注1、注3和注4为转引他人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或评论，其余则是作者引用研究对象的原文。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注1、注2、注4是“听清别人的意见”，其他则是作者在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话对诸多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观发表意见。从形式上看，作者说自己的话远远多于听别人的话。据此可知，这部著作的写作与一般的学术著作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不能说是“带着对话的意图去听别人意见的记录”，即不是一本以转引、编辑或编译别人观点为主的著作。

这样，我们对孙的批评和张的反驳就有了一个更客观、更清晰的了解。对于作者未加说明或注释的文句，读者都有理由视作：（1）一般的常识叙述；（2）作者自己的观点。由于孙教授指出的“抄袭”文字属于本书的核心概念，而非常识性知识的叙述，所以，孙教授对张著96～105页的批评是成立的。读者根据著作本身来了解你的观点，批评的对象只能是文本而不是其他。鉴于此，作者《后记》中的说明不能作为反对批评的理由。在这个学术研究缺乏明确标准的时代，我们见过在许多标明为“××著”的“研究”专著中，作者大段抄袭别人的作品，在行文中不加说明，但在书后开列一个所谓的“参考文献”，以此来逃脱他人的指责。在我看来，此类做法在本质上仍然是抄袭。判断“征引”而非“抄袭”的标准只有一个，作者必须在行文中明确地提示读者，什么是自己的研究，什么是他人的成果，能够区别的就是“征引”，不能区别的则是“抄袭”。作者想在倾听他人声音的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允许的。但是，在行文的过程中，严格地界定别人的东西与自己的东西之间的界线，却是马虎不得的。将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是不允许的，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说法，将别人的东西化为己有，也是不容许的。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许多学者采用的是一种叙述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不顾他人、自言自语。我更欣赏一种讨论的文体。作者如欲发表自己的观点，必须时时说明自己的观点与他人观点的不同，而不需要“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张教授在第一章的47页以后的几页中采用过这一文体。如他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给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尽管迄今为止他这方面的思想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他这方面思想的重要性的估计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这方面思想不太好把握。”在以后的几页中篇章中，作者全面展开对海德格尔的“历史”的思想的论述。这一部分的内容，从行文上看，应是作者个人的论述，且对前人的不足有了清晰的说明。这类分析可能构成作者的学术创新，可惜的是，通观全书，类似的写法确实不多。

提倡讨论式的写作，需要作者更多的谨慎，需要作者对他人更多的尊重，也同样需要作者对于前贤或同辈学者不客气地诘难与批评。如此形成的文本不会令读者感到枯燥，而会更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在这类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思想的交锋、智慧的超越和学术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的写作规范进行细致的讨论，并形成文本，作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作为杂志社、出版社审稿的基本依据。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应该马上着手进行。

我曾经参加过有关“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其实关于它的讨论规模很小，远远不象当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那样惊动了不少媒体到处追逐。这场争论一开始源起于对八十年代学风的反思性争议，只是后来对学术规范化的内涵出现了一些误解和偏差。在这场争论中，我是站在提倡“学术规范化 这一面的。因为在走过八十年代之后，学术界需要迫切反思的问题首先是：“知识”通过何种形式和过程才能累积成“思想”。换句话说，“思想”如何证明它其来有自而获得根据？八十年代我们浑身上下象沐浴过一样被浸透着各种有名或莫名的思想，各种思想构成的言说和话语折射着五彩美丽而又廉价的肥皂泡飘浮在我们四周，可是我们却不知其从何而至。我的观点是：规范的知识犹如容器一样可以掬捧起片断破碎而散漫于地的“思想”，使它们不至于难以捉摸。尽管容器有大有小，有优有劣，可不要轻易砸碎这件容器却是颇符合中国现状的策略。当然例外也有，西方专门以砸碎容器为快的“坏小子”们如尼采、福柯者流，总是代不乏人，但是尼采之流总是有规可破、有器可砸；可是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形成的知识体系却远未及提供出可供思想大家痛快摔打的“本土化”容器。就我的理解而言，提倡“学术规范化”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意义是建立某种“知识共同体”，以便确立一些基本的学术共识，并且尽量创造条件，在某种互动的状态下保护和扩大这些共识，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谈何会发生有力的思想？“知识”不会直接成为思想的结果，却可以作为“思想”破茧而出的前提，否则遍地俯拾皆是的所谓散漫无际的“思想”，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永远不会具备犀利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现实的伟大力量，反而极易与媒体的商业运作达成高度合谋，成为捕获现实瞬间感觉的庸俗猎手。我这样说绝不是有意否认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可能具有不可规范性，或者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有可能成为某种权力支配的借口，而恰恰是要在积累的意义上辨识发真正具有超卓意识的思想，并力求以共识的路径推广这类思想，“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伪思想的过滤器，因为在流于明星化的学术界，伪思想往往打着自由的借口贩卖着各种盗版式的话题，同时还会打着反对“规范化”钳制自由的堂皇的幌子。

我一向认为，学风的好坏是关系学科存亡的大问题。在学术观点上尽可以各抒己见，甚至可以从始至终坚持各自的观点，但是，在学风问题上是绝不能让步的。尤其是抄袭剽窃之风，如果再不刹住，让假的东西不断获奖，令一些人觉得这是一条获取名利的捷径而纷纷效仿，那么，这给学科和后人带来的危害将是极大的。建立学术规范，树立良好学风，这是学界当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除了抄袭剽窃之外，不良学风还体现在其它一些现象当中。我认为，伪科学的渗透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个大问题。我们平常说的伪气功属于自然科学界中的伪科学，而类似性质的情况在其它学科领域中也有。比如在语言文字学界，比如现在有人推出的什么“英文说文解字”，就是伪科学，完全是骗人的把戏。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在语言文字学界“打假”，也就是希望清理学界，呼吁学术规范的建立。

不良学风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嘘的最恶劣的例子，就是我一直在批判的那位自封为教授的徐德江，他把他错误百出的观点自我吹嘘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公愤。但更让人忧虑的是，这类无原则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吹捧在学术界并不是个别现象，一些书评作者和出版社的责编都有类似的行为。这种风气的泛滥对学术界的伤害是相当大的。

此外还有一种不好的行为，就是一稿多投。有的人数年内出了数十本书，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同样的内容，是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把已有的内容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用不同的书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这不仅属于一稿多投，而且还有欺骗学界、欺骗读者之嫌。

应该说，学风不良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学界的一些人看到商界中有一种“暴发”的现象，所以也难免急功好利，在写书、写文章、做学问的时候也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认为这是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正是这种心态助长了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的生长和蔓延。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深刻反思的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中也存在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严重忽略了文德和学风教育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国的大学应当更多地注重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使学术规范在学校中就建立并且完善起来。学术规范应该和学术训练同时进行，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应该真正地认识到，著述中的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可为的。从学生写学位论文的时候起，就应该有严格的制度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抄袭剽窃的性质和考试作弊一样，是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的。

此外，在学风的问题上，一些出版社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一些编辑或因不熟悉专业知识，或因审稿不严，或因一窝蜂地就相同选题向同一人约稿，都会助长一些学者粗制滥造、一稿多投的不正学风。所以我认为，提高编辑的素质也是端正学风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然，端正学风，建立学术规范是要一步一步地来落实的。我们首先要作的，就是提倡健康、严格的学术批评。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好传统的。以前有很多学术大家，如顾炎武、王力等人都敢于也乐于进行学术批评，而且多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但这20多年来，这种学术评论，尤其是面对面的批评是太少了。即使有星星点点的学术交锋，读者也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批评是针对谁的哪一本书而发的。这种批评就起不到充分的作用，也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坦率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外国学习。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国际上还相差很远，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象人家那样健康严格的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

最后我想提一句的是，在建立学术规范、开展学术批评方面，学术刊物一定要带个好头，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我所知，在语言学和文字学方面，近年来发表批评文章最多的刊物是《福建外语》和《北方论丛》。如果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能做到象他们这样，我们开展学术批评就有很多阵地了。